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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盛夏的蝉鸣粘稠得化不开，裹着热浪，沉沉地砸在青砖老宅的天井里。空气闷得发滞，吸进肺里都带着一股陈年木头和灰尘的腐朽味儿。堂屋那边，压低的争吵声像烧滚的水，咕嘟咕嘟地往外冒，又竭力被按在门槛之内，只漏出些“分红”、“账目”、“老四家”之类的碎片，刀子似的刮着耳朵。

    我，林满福，被遗忘在天井最角落的青石墩子上。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石缝里一丛半死不活的苔藓，凉凉的，滑腻腻的。

    他们从来不让我靠近堂屋的门槛，更别说进去坐那张掉漆的八仙桌。爷爷浑浊的眼神偶尔扫过来，里面盛满了沉甸甸的、几乎要把人压垮的东西，怜悯？无奈？还是别的什么？我看不懂，也不想去懂。三婶那涂得鲜红的嘴唇撇着，每次看到我，那刻薄劲儿就收不住：“啧，瞧她那傻样儿！林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赔钱货？白吃白喝二十年，连个囫囵话都说不利索，将来可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她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我听见，也刚好让旁边几个婶子露出心照不宣的笑。堂姐林秀芝倚着廊柱，手里摇着一把时髦的塑料折扇，眼神轻飘飘地掠过我，像看一件碍眼的旧家具，带着毫不掩饰的优越和嫌弃。

    堂屋里的争执声猛地拔高了一截，像绷紧的弦突然断裂，随即又被更粗暴的压抑下去，只剩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。

    我缩了缩脖子，从屁股底下那个磨得溜光水滑的小马扎上滑下来。这马扎是我的专座，离堂屋最远，靠着西厢房冰冷的墙根。墙角堆着些杂物，一个缺了口的破陶罐，几根不知做什么用的旧竹竿，还有一个沉甸甸、油腻腻的黄铜大痰盂——那是爷爷早年用的，后来嫌它笨重，换了搪瓷的，这个就被丢在这里落灰。

    痰盂肚子圆滚滚的，像个大肚罗汉，黑黢黢的铜壁映不出人影，只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陈年烟油味儿。我蹲在它面前，看了好一会儿。没人注意我。

    我慢吞吞地从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口袋里掏东西。几张小心裁好的硬牛皮纸片，边缘毛毛糙糙，上面用捡来的铅笔头歪歪扭扭画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：一个圆圈代表太阳，几道波浪是水，一个歪歪扭扭的方块大概是想画房子？还有一张，画了个火柴棍小人，头上特意画了几根夸张的竖线，表示头发，旁边写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