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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層線

    獎學金、實驗室、晨光計劃——這些名詞在過去一年裡成為徐姍姍生活的全部骨架。

    她搬進學校的研究生單人宿舍，十四平米，朝北，冬天冷得需要裹著毯子看文獻。窗台上養了一小盆薄荷，是霍沖某次來看她時順手帶的。他說：“累了掐一片聞聞，提神。”

    那已經是七個月前的事了。

    最初的分別還帶著某種浪漫的忙碌感。霍沖飛新加坡談併購，她熬夜跑數據。他們會在凌晨通話，她聽他背景裡模糊的機場廣播，他聽她敲鍵盤的聲音。有時她說著說著就睡著了，第二天早上發現通話記錄長達五小時——他沒掛。

    “怎麼不掛？”她下次問。

    “聽你呼吸。”霍沖在那頭說，背景是紐約的雨聲，“像還在一起。”

    後來，通話頻率從每天變成每週，再變成不固定。他最後一次聯繫她是九月的第三個週二，晚上十一點。

    “法國有個項目要親自盯，時差亂，你專心準備中期答辯。”他的聲音聽起來很疲憊，但還是問，“薄荷還活著嗎？”

    “活著，”她說，“就是長得有點歪。”

    霍沖低笑：“像你。”

    那是他最後一句帶有私人溫度的話。

    斷聯是漸進的。先是消息回得慢，然後電話不接，最後連慣例的每月生活費轉賬都停了。徐姍姍咬著牙沒問，用實驗室微薄的補貼撐著。十一月的某天，她終於忍不住打給別墅的管家李姨。

    “霍先生出國了，”李姨的聲音有點猶豫，“具體的……徐小姐，我也不清楚。”

    “他還回來嗎？”

    漫長的沉默。“徐小姐，您……好好讀書。”

    電話掛斷後，徐姍姍在實驗室的衛生間裡乾嘔了五分鐘。沒有眼淚，只是生理性的反胃，像要把這幾個月吞下去的所有疑問和不安都吐出來。

    那天起，她徹底把自己埋進學術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