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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但他一周所露出笑,比他之前半年神智较清楚时的时间所加起来的,要多的多。

在那段期间,我也再没见他喝过自己的血。

母亲对他说话,他状态好一点时,只是反应迟钝一些;不过更多的时候,他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母亲在和他说话,而偶尔意识到了,也表现的有信张不安。

相较于母亲,他对我的态度已经是很好了,甚至有次拍了拍沙发旁边的位子,笑着对我说:“释然,过来陪爸爸看电视吧。”就像我小时候那样。

然而我对他那种神神颠颠的状态有些害怕,因为在我的认知里神经病是会打人的,于是转身就逃了。

现在看来,尽管母亲在帮他,但对比母亲,父亲认为我更亲些。他从不提防我,也更愿意和我接触。

我那时可能是他唯一肯相信、亲近、交流的人,而我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却将他抛到了一旁,不仅不给予帮助,还不断地在他的伤口上撒盐。

等我意识到的时候,他几乎不怎么与人交流了。尽管他看上去已经正常了很多:意识很清晰、有自知力,也会对我和母亲说话,神色坦然、语气温和、面带微笑——但大多都是很被动的寥寥几句,或几个字,微笑也似乎只是习惯性的表情。

不论对母亲,还是我。

我努力的尝试过很多方法想帮他改变这种状况,但晚了。

他已经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。

父亲曾提出过离婚,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——他第二次出院后。

他看起来状态很不错,到家后对母亲的第一句却是:离婚吧。

母亲傻了,我也愣了。

他却很平静:

“我这样子你也见了,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犯。我进了医院,没了工作,治疗花销大,你一个人未免太辛苦。

“虽然到了这年龄,再婚有点难。但不管怎么样,也不是没机会,我觉得你看起来还挺年轻的。”他说着,看着母亲,笑了下,却有些勉强,“而且就算是你一个人带释然过,也比再养个神经病来的好。”

母亲沉默了。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