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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打。那一年，我差不多十六岁，还没成年，拳馆一位保洁阿姨报了警，那位富豪被拘留了，拳馆倒闭了，舆论以极大的热情痛斥了富豪和以富豪为代表的一类自私冷漠、以资本压榨廉价劳动力、凌驾于法律、甚至人性之上的人。”

陆遥之的手从防卫姿态缓缓放了下来，听他说话。

宋易胸口实在疼得厉害，于是席地而坐。

“但只有一天，准确来说只有几个小时，很快所有的媒体都统一口径似的，集体缄默，这件事我想你没有查出来。毕竟最后警局的档案里，拘留的是我，而我是用高额保证金被人保释出来的。非法经营的拳馆倒闭了，最终媒体着重在这个点上进行了大肆报道，政府下狠手整顿了，再往后去，一家这样的拳馆都没有了。”

这件事中，错误的是谁呢？

就像那句著名的广告词：没有买卖，就没有杀害。

没有需求，就不会有服务。

但从某一层面上讲，有人愿打，有人愿挨，拳馆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沟通媒介的作用。

如果从法律层面上讲，不被许可的，就是错误的。

“后来，我没了工作，我还小，涉世未深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跟着别人贩卖二手手机，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偷来的，我感觉像是自己也参与了犯罪一样恶心，退出的结果就是被打断了一条腿。”

那时候过得真是狼狈啊，有时候都想狠狠心去抢银行。死了就死了吧！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难的事。

“我没那么高尚，如果有一条捷径可以让我过得舒坦一点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扎进去，不管那条路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但最终对法律的恐惧，或者说道德上的心理压力战胜了某种渴望，我拒绝了参与偷窃。那时候很穷，真的很穷，看不起病，吃饭都成问题，我妹妹经常发疯，偶尔疯起来会狠狠咬自己，医生建议住院治疗，但哪里有钱。她偶尔精神会好一点，然后自责，愧疚，我有时候安慰她，有时候也觉得厌烦。”

兄妹情深？没有的事，只是被某种责任感压迫着，深夜无眠的时候，他很多次想，如果没有宋晴，或许他就会轻松点了。

“后来她死了，大概是愧疚，或者绝望，趁我不在的时候，吞了很多药。里面有强安定的药，最后神经麻痹导致休克死掉了，医生说如果早些送过去，或许还能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