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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，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。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，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。

那天他喝了很多，也说了很多，他的父母，他的兄弟姐妹，他的工作前途，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，我默默听着。

其实社会的变革，也就两种方式，要么像钝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变，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。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，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。

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，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，那时的卢布，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，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，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。

安德烈的家庭背景，和我很象。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，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，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。他们家在苏联解体前，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，九一年之后则物事全非。

安德烈自己在大学修的是西方文学史，毕业后却设法加入了警局，因为警察至少职业稳定，又比一般的公务员多些保障。

“安德烈，”我终于瞅了个空子插进话，问出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，“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我什么样子？”

我一直想弄明白，我记忆空白的那段时间，究竟发生过什么。

“非常狼狈。”他看着我，眼底有一丝柔软的笑意，“一直在哭，脸上身上全是血，我以为你受了伤，让女警替你洗过脸，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把你带进问讯室，后来的事，你应该都记得。”

安德烈描述的，好像和孙嘉遇说的差不多。我红着脸问：“就这些？”

他眨眨眼，“就这些。”

“现场不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嘛，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你说的，是那个姓孙的中国人？”他看着我，似乎有些困惑，最终摇摇头，“和你一样，什么也没说。你认识他？”

“不，只是好奇。”望着安德烈的眼睛，我忽然觉得心虚，“你干嘛这种表情？”

“幸好你不认识他。”他慢吞吞地说，“否则我们两个就不能坐在这里喝酒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睁大双眼。

“孙一直是税警和警察的目标。几进几出警局，没有足够的证据，每次只能不了了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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